唐厚志的仲裁人生

更新时间：2020-03-19 12:40:00  法制日报 编辑：lianluobu  点击次数：1412次

2020年3月2日，中国乃至国际仲裁界元老级人物、95岁高龄的唐厚志老先生驾鹤西去，令仲裁界不胜唏嘘。这让我想起了那一次非同寻常的访问。

2018年4月12日，我走入唐厚志在北京市莲花池西路的家中，老人家早已坐在客厅的沙发里等候了。他亲切地招呼我坐下，之后，我们拉拉杂杂地聊了近1个小时，但离开后，我却发现自己好像无处落笔。唐老对自己过往的辉煌经历并没有讲很多，反而是我带来的一些仲裁消息让他特别感兴趣。就这样，文章搁置了。

惊悉唐老仙逝，我再次拾起笔，给老人生前的一些朋友、同事打去电话，请他们协助共同完成这篇访谈文章。

笑对人生

唐老是个喜欢笑的人。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党委书记李虎记得十分清楚，他1993年到贸仲实习，第一次见唐老时，人还没见到，就已听到他那富有感染力的笑声。彼时，作为贸仲的年轻一代，他们时常能听到唐老讲述国际仲裁中的新鲜事，每一次，都让他们加深了对仲裁事业的憧憬与热情。

事实上，唐老的一生并不平顺，而是历经坎坷、失败与痛苦。他于1925年出生于广西玉林。那正是中国战火纷飞的年代，他经历过战乱的颠沛流离，在迎来新中国的成立后，他从家乡考入北京大学，专修西方语文专业。1952年留京工作，先后在外贸部中国进出口总公司、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商务处工作。1959年进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促会）法律部开始接触仲裁，其间也曾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2004年，与他相濡以沫的夫人张冰姿教授撒手人寰，留下他“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无限凄凉。

尽管如此，唐老在很多时候都是笑着面对大家，甚至在仲裁开庭的时候都是如此。贸仲国际案件处处长张烨脑海里抹不去的一个影像是：唐老穿着一件黑红花的短袖衬衫，笑眯眯地坐在仲裁庭上，让人感觉特别和蔼、可亲。“他坐在那里总会让不少当事人和代理律师紧张的心情放松下来。”张烨说，唐老告诉她，仲裁不是诉讼，仲裁员也不要穿得像法官那样严肃，也无需总是板起脸来说话，得体就可，这样当事人才会更信任仲裁员，也特别有利于调解。

力促调解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是唐老毕生倡导的“东方经验”。WTO上诉机构原大法官张月姣曾与唐老多次组庭处理重大涉外商事纠纷。张月姣告诉我，每次唐老都是不遗余力地促进当事人进行调解，当双方终于握手言欢后，唐老特别高兴。

1996年，国际商事仲裁大会在韩国汉城召开，唐老在搜集、调研了几十个国家的相关立法和实践的基础上撰写论文，并在大会上以“是否正在形成一个国际的仲裁文化：仲裁与调解相结合”为主题发表演讲，引起国际仲裁界的普遍关注和热烈反响。这是他为中国仲裁乃至国际仲裁理论与实践贡献的一块“瑰宝”。

让对外经贸大学教授沈四宝难忘的是唐老在调解中付出的耐心与诚心。在一个案子中，他担任首席仲裁员，唐老是边裁。案件很复杂，难以裁决，唐老主张调解，大家都认为可调解。唐老自告奋勇，提议仲裁庭委托他全程调解。据说，唐老连续七天给双方当事人做调解工作，双方代理人都被唐老的精神感动，最终签署了和解协议，并很快得到了履行。当他们再次返回仲裁庭时，年纪已近80岁的唐老满脸喜悦地说：“调解就是要有把铁杆磨成针的耐心。”

贸仲仲裁院副院长赵健曾与唐老一起参与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以下简称联合国贸法会）制定《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的工作。他记得，唐老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明确提出，为支持调解发展，示范法应列入一项：明确和解协议的可执行性和强制执行力。会议期间，唐老展现出高超的法律外交技巧和独特的人格魅力，说服不少国家代表支持中国立场。虽然最终未能如愿，但他对调解时代的必然到来充满信心。2019年，《新加坡调解公约》（即《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终于出台，为当事人调解协议的跨境执行提供了法律保障。历史证明了唐老的睿智和远见。

培养友谊

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前主席叶南德是唐老的挚友。他说，第一次见到唐老是1983年，那时自己不过是一个来自瑞典的年轻律师，但唐老还是亲自安排并陪同他完成在中国的行程。之后，他每次来中国，只要唐老在，唐老都会亲自接待他，而唐老到了瑞典，也是一定要去看他的。在他眼里，唐老就是中国与瑞典仲裁之间的友谊桥梁。

唐老总是用中国式的好客，对外籍仲裁员细心照顾、周到安排。有一次，贸仲一位波兰籍仲裁员被当事人选为边裁，当时作为经办秘书的李虎，记得自己已经提醒过这位仲裁员办理中国签证。但结果这位仲裁员还是忘了，直接坐飞机来到了北京。李虎将此事向唐老汇报后，唐老严厉地批评他“外事工作还不够细致”，并立刻亲自直奔机场，和海关交涉，想办法接到了外籍仲裁员，案件开庭审理得以按计划进行。

中国仲裁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陈建说，唐老就是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在为中国仲裁培养和扩大“国际朋友圈”，他不仅在从事“外事”，同时也在“交友”。

国际商事仲裁理事会（ICCA）主席加布里埃尔·考夫曼·科勒教授说，她多年前来中国调研，第一个接待她的就是唐老，迄今为止，她还记忆犹新。现在，她几乎每年都会来中国。

国际发声

中国的仲裁体制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涉外仲裁到国内仲裁，从强制国内仲裁走向全面自愿仲裁，从局部封闭到不断开放的艰难历程。1956年贸促会成立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但直至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业务量很小。

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副主席高西庆回忆，1979年他和几个年轻人一起到贸促会法律部实习，当时有一本从1954年到1980年的仲裁案例集，收录的案件数量少之又少，总数可能不超过十个。在那个困难的时候，唐老特别嘱咐年轻人要好好学习。

汇仲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曹欣光也清楚地记得，当时唐老给他们布置了任务，每天早上必须学习英语一小时，下午他还会抽时间来“考试”，就是希望大家能为了解国际仲裁规则做好准备。

访谈中，我也好奇地问唐老，早先参与国际仲裁的中国人很少，那会儿其他国家的人怎么看待中国仲裁员呢？唐老的回答是：“怎么看的都有。爱怎么看，就怎么看！”老人不卑不亢的回答令我肃然起敬。

依靠唐老和广大中国仲裁人的不懈努力，在我国改革开放与对外交往不断扩大的大背景之下，我国仲裁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逐渐也获得了国际认可。很多中国仲裁人都记得，2004年在北京举办了主题为“国际商事仲裁的新视野和展望”的第17届ICCA大会，吸引了来自世界五大洲47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外国经贸、法律专家。

据时任贸仲秘书长王生长回忆，在争取到第17届ICCA大会举办权后，筹备工作进展并非一帆风顺，尤其是突如其来的2003年“非典”疫情一度打乱了大会的组织工作。在这个关键时刻，唐老告诫大家要沉住气。79岁高龄的他每天工作到深夜，不停地通过电子邮件和传真等形式与境外仲裁界的朋友们联系，最终这一盛会得以顺利举办。

2006年开始，联合国贸法会主持修订其《仲裁规则》。据李虎介绍，当时某仲裁机构希望借助修改规则，成为在临时仲裁中指定仲裁员的默认机构，其结果将是剥夺其他仲裁机构作为指定机构的可能。贸仲代表认为提案不妥，但碍于上述机构的国际权威以及提出动议的国际仲裁员的声望，敢于直言反对的国家代表不多。

代表团特意向唐老请教如何应对。唐老听后表示，应当反对，但要注意方式，不要简单地从中国利益出发，而要站在维护全球仲裁机构利益的高度。唐老的建议给代表团吃了“定心丸”。在大会发言中，贸仲代表率先有理有节地提出反对，随后新加坡以及南美洲等国家代表附议，动议最终未获通过。

唐老说：“中国的仲裁现在不错，有了发言权，希望以后在国际上要进一步有发言权，那就一定要做到‘独立’‘公正’，还不要像国际仲裁那么‘花钱’！”

淡泊名利

唐老一生荣获过很多嘉奖，拥有不少头衔。

他是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名誉副主任、资深顾问，国际商事仲裁委员会（ICCA）终身顾问委员，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仲裁专家，英国皇家御准仲裁学会院士、仲裁员，美国仲裁协会亚洲咨询委员会委员。2004年，获中央国家机关“五一劳动奖章”先进个人称号，2016年获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终身成就奖”称号。

访谈中，我从客厅的书架取出那张“有名”的授勋照片。那是2003年10月21日，他在瑞典皇宫接受瑞典国王陛下卡尔·古斯塔夫为他和美国的霍华德·霍尔茨曼教授，还有俄罗斯的谢尔盖·列别德夫教授，颁发的皇家北极星司令官勋章。这使他成为国际仲裁领域中首批被授予“瑞典皇家北极星勋章”的人。

我问唐老当时是什么感觉，他笑着淡淡地回了一句：“那都是空的！”

“一杯酒，问何似，身后名？人间万事，毫发常重泰山轻。”可对于唐老来说，似乎身前、身后之名都没有那么要紧，真乃“富贵非吾事，归与白鸥盟”。

（作者毛晓飞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