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宽容

更新时间：2013-03-20 17:10:31   编辑：shijing  点击次数：4182次

    法律是规范与调整社会生活的治国方式。一谈到法律，人们常常想到的是法不容情，把法律看成是机械的、冰冷的文字堆砌，法律条文以其严谨的措词和严厉的制裁，让人产生一种法网无情的感觉。诚然，法律不会允许任何犯罪行为逃避它的制裁，也因此让人产生法律无情的错觉。但是，法律是大智慧的结晶，真正的法律应体现的是大多数人的福祉，看似“无情”的法律，在运用、实施的过程中，则会变得“有情”起来。法律的理念是为了保护人权，维护人性，因而法律是有情的，法律是宽容的。

    宽容是法律的基础，是法律的精神，是法律的依托。法律不仅仅指向的是对犯罪分子的惩罚，它更是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指引、规范和保障，言语之间体现出浓重的温情，透漏出无处不在的宽容精神。宽容最直接的体现是大度、大爱，是维系人与人之间良好关系的桥梁和纽带。从世界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证明，越是宽容的法律，越是人性化的司法，越让人发自内心的产生敬畏，因为法律的宽容，内在的包含着对人性的终极关怀。它可以使人们对法律的敬畏中多了一份感激，对法律的绝望中多了一份希望。不宽容的法律是可怕的、更是可憎的，严刑苛法并不能带来社会的安定、生活的和谐。没有人情味的法律，将是一部扭曲了人性的法律，带来的是血腥与残暴的后果。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多元化，社会也变得比以前更“宽容”了。同样的行为在不同人的眼中有了不同的评价，在某些人看来是负面的行为，在另一些人看来则是正面的行为。由于社会的宽容，许多曾经是违法犯罪的行为不再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有的甚至被认为是合法的行为，这种法律所体现的宽容，成为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文明象征。事实上，从法律的发展历程上看，也是公民享有自由越来越多，限制越来越少的过程，可以说法律以正式文本的形式记载和反应了社会走向宽容的历史。

法律宽容的渊源

    中国古代法制以儒家思想为指引，实行礼法合流。儒家思想以仁为本，礼教源于人性，构建了人道宽容的法制，在法律文化发展传承的进程中，传递的是一种思想情感的表达，是对宽容精神的继承和延续。礼与法的结合，使践行法律变成了人们自觉的行为，它不是强制人们去守法，而使守法成为一种很自然的生活方式。因为遵守法律就是遵守传统，从这个角度说，法律是宽容的，因为它没有强人所难。以刑法为主流的中国古代法制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这一点，我们应当从中华文化的精髓中追寻宽容的渊源，并使之体现在我们的法律生活之中。

    儒家思想源自尧舜周孔，在政治上强调仁政，在法律上主张慎刑、恤刑。儒家特别强调教化，认为教化优先于刑罚，对于不知法而犯罪的人，儒家历来持宽容的态度。比如，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也。”在古代，儿子犯罪父亲将其隐蔽起来，或者父亲犯罪后儿子将其隐蔽起来，法律是不会制裁的，这样的规定是合乎人性的，体现了法律的宽容。又比如，儒家强调刑罚只能作为最后的手段，重视刑罚适用的程序，比起“严打”的刑事政策，其人道主义、宽容思想更胜一筹。再比如，儒家主张社会治安不好时统治者要自我反省，要从自身找原因，不要动辄刑罚相向，这也是非常理性、宽容的态度。

    中国的法治需要儒家思想作为精神依托。儒家精神是地道的宽容精神，圆融而自然。它重视人性、人情与人伦，主张中庸。将儒家思想引入法律，刑罚首先受惠。在所有部门法中，刑罚最先关注人性，关注天理与人情。将儒家思想的宽容精神融入刑罚之中，将情感与理智融为一体，体现了中华文化的高明之处，也是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所在。

何谓法律的宽容

    如果将法律的宽容理解为无条件的放纵犯罪，或者对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不予处罚，那么它无疑是一种无原则的宽纵，是对人类正当利益的漠视。所谓法律的宽容，并不意味着法律的纵容。对于法律是否要禁止、处罚的行为，或者是否要授予某人做某事的权利，是综合多种因素权衡的结果，是否应该宽容某种行为或某个人，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涉及到多种评判标准。其仍是以对犯罪行为的否定性评价为前提的，仍要体现出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正当性。法律的宽容并不仅仅适用于尊重他人的自由，对于他人已经停止的犯罪也需要宽容的态度，在宽容的心态下才能理智的适用处罚措施，避免不必要的或者不公正的处罚；对于其恶行已经事过境迁，被时间证明已经重新悔过的人，应该给予其改过自新的机会。

    法律的宽容，是一种以人为本，是以同情的心态站在他人的立场看问题；法律的宽容，是合理的立法和司法，是对他人的行为进行透彻的理解和衡量；法律的宽容，是刑罚应尽可能体现人性的一般诉求，并尽可能宽缓。就刑罚而言，法律的宽容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在立法上，国家的法律体系对某些非法行为和对某种犯罪给予从轻、减轻或免于处罚的宽容精神；二是在司法上，根据具体的情节和客观情况，酌定形成有关免除责任、减轻责任和对某种犯罪给予从轻、减轻或免于处罚的宽容精神。

法律宽容的表现

    刑罚的目的，并不是要使人受到折磨和痛苦，也不是要使已经实施的犯罪行为不复存在，而是要阻止有罪的人不再对社会进行危害，并制止其他人实施同样的行为，防止犯罪行为的再次发生。可见，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由此，国家在制定法律时要体现法律的宽容，在司法实践中要实现法律的宽容。在和谐的语境下，司法机关处理案件，要坚持社会宽容与法律宽容相结合，善于化解矛盾，修复创伤，重塑和谐；要把严宽相济的刑事政策落实到案件的各个环节，坚持区别对待，化解矛盾，减少对抗。中国社会历来崇尚和谐、反对暴力，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和自由，以尽可能宽容的法律，去呈现出大爱、大度，真正做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为广大人民群众带来更多的福祉。

    从立法层面来看，立法的目的是为了确立和维持社会秩序，因此更多的是强调法律的统一化和普遍化。但是，在必要的时候，立法考虑到某些特殊群体、弱势群体的特殊性，对该群体做了类型化的处理，体现了法律的宽容。

    对于罪行的认定，应当在事实与法律的基础上，综合各种因素进行判断。由此，法律兼顾到结论的妥当性和形式推理的严格性，体现出人道精神，尽可能的考虑到有利于被告人的因素，给予其人文关怀。可见，法律的宽容既是现代人应具备的健全情感，也是人类理性的呼唤。比如，刑法规定对于犯罪时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应当从宽处罚，要掌握其年龄、经历、性格特征等情况，只要犯罪情节轻微、主观恶性不大，就应依法免除刑罚；对于违法犯罪行为轻微，社会危害不大，也没有前科的，应该以教育、感化等方式进行挽救；对于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犯罪的，不负刑事责任；对于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一律不适用死刑；对于盲人和聋哑人，在刑罚的适用上可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从司法层面来看，尤其是在量刑过程中，考虑到某些情况的特殊性，法律为法官在审判案件中预留了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法官结合具体的情节和客观事实，合理的运用自由裁量权，形成对某种犯罪给予从轻、减轻或免于处罚的原则，体现了法律的宽容。

    法律对犯罪分子的宽容主要体现在“酌情”处理的方式上，尽可能根据当时的客观情况，做到刑罚轻缓。 以《刑法》为例，该法第61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 可见，在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考虑犯罪的情节等因素。这里的情节相当于我们通常所指的情理，包括犯罪的起因、手段、犯罪后的表现等等。比如，在贪污案件中，案发后能够主动交待或者及时返还赃款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对于因横行霸道引发民愤的行为而发生杀人后果的，可以根据犯罪的目的、手段、情节的特殊性，减轻相应的刑罚处罚。也正因为如此，现实中某些本来可以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后来以民事纠纷予以解决。这样做常常使得许多本来非常复杂的纠纷迎刃而解，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这样做不但不违反法律，而且还从根本上体现出法律的宽容精神。毕竟，法律的功能本来就是调整社会关系。 

    从法律本身来看，法律代表着一种正义的伸张和维护，追求的是自由和平等的社会价值。它使人性在一定限度内得到张扬，使人们对法律产生一种信仰和依托。因此，法律的判断必然是情与理的结合，是天理、法意和人情的相通相辅，是宽容精神的必然体现。

    “法律之道即生存之道”，法律和道德从浑然一体，到彼此分立执行各自的调整功能，法律始终带有着浓厚的道德色彩。法律的宽容，表明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弘扬着人性至善的一面，维护着善业的秩序和关系，压制并意图根除人的性恶一面。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都宣称法律的本质乃是正义。这种思想与我国儒家主张"人性本善"，从而要求"人心向善"的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所谓法治，亚里多德认为乃是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是社会福利的体现，所以，法律是宽容的。

 

结语

    在强调以人为本，着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宽容的主旨之一就是要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努力消除对立、对抗，缓解矛盾。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法律的宽容是对人民群众的爱心奉献和人文关怀。法律的宽容将会变得更具人性化、更富人情味，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保驾护航，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维权谋利。这样社会自然和谐安定，法律必然树立权威。

    当我们处理一起案件时，做到了法律的宽容，才能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水乳交融。刑罚立基于社会基本生活，应当与时俱进，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就是刑罚的精神风貌。在一个各项事业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国度里，一个开放、进取和多元的社会，法律的宽容以其特有的人文面貌适应了法律和社会发展的双重需求，同时也推动着法律和社会向着更为人性化的方向前进，其人文情怀契合了当代人性化刑事政策的价值追求。这种“有情”，是情和法的结合，是法与情的交融，为社会发展所必需，为人民群众所称道，也是执法为民和司法为民的具体体现。